作者简介:傅先河、男、1964年出生、山东济南人、中共党员、供职于历城区人民检察院,山东青年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、常务理事,山东周易研究会理事,山东散文学会会员,历城区首届“优秀传统文化讲师团”成员。
那些年的鞭炮声声
离年关越来越近了,想起了小时候放鞭炮的趣事。
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小山村,孩提时代的我对鞭炮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。那个年代男孩子过年有三大盼,“放鞭炮、吃好东西,穿新衣”,其中放鞭炮排在首位。过年时最期盼的就是父母开恩多给买几挂鞭炮,谁要是送给一挂甚至几个鞭炮,高兴的就像得了个大元宝,眉开眼笑、手舞足蹈,恨不得跪下给人家磕几个响头,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,大姐夫的弟弟曾给过我一挂鞭炮(最多一百个),事情过去四十年了,我仍记忆犹新,恍如昨日一般。
过了腊月二十三,就一天天地掰着手指头盼着买鞭炮、放鞭炮,那时只要父亲说要领我去赶孙村或大龙堂大集(分别在腊月二十五、二十六),赶集的前一天晚上,不到半夜就会激动、高兴的再也睡不着觉了,父母一喊我的乳名,立马穿衣起床,蹦蹦跳跳的跟着父亲(母亲是小裹脚,那时没有交通工具,所以母亲一般不会出远门)或哥哥姐姐们出发了。看到鞭炮,就像饿狼发现了猎物,任凭别人再三催促,双脚就像钉在了地上,半天不见挪动。
那时候,分给自己的鞭炮是舍不得成挂的放的,一般是拆开来,零星、单个地放,也往往是选择人多的时候放,有时候会和小伙伴们比着放,看谁的鞭炮响,看谁放的多,特别羡慕鞭炮多的小伙伴!似乎谁的鞭炮多谁就是英雄,谁就高人一等。拥有较多鞭炮的小伙伴往往是神气十足、趾高气昂,活脱脱一副得胜将军的派头。有的小伙伴只要有了就放,正所谓“狗窝子里放不住干粮”;而有的小伙伴则舍不得放,像割自己的肉一样,半天才放一个,几乎留到正月十五乃至二月二。放鞭炮也能体现出小伙伴们的性格特点。
那时候往往是买那种叫“帘子挺”的小鞭炮,不为别的,只为价钱便宜,“帘子挺”鞭炮的直径比小麦的秸秆粗不了多少。那时还经常捡拾未响的鞭炮,那也是宝贝,把未响的鞭炮掰开,用火点燃,或当成烟花观赏,或点燃后用脚用力去剁,也是非常响的;或倒出里面的药粉,用火去点,刺啦一响,发出一小片火光,也非常刺激。
说起放鞭炮,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小故事。那年我大约六、七岁,大年初一天还没亮,我的一个叔伯哥哥到来我家,我把我仅有的一挂鞭炮拿给他看,我俩为了鞭炮上的一根细细的线到底是芯子还是线绳发生了分歧,谁也说服不了谁,最后说点着试试,这一点不要紧,鞭炮在屋子里的桌子上响了,只听噼啦噼啦,火光一片,吓得父亲赶紧扑救,幸好没有引起火灾,我和哥哥也没伤着。可是我仅有的一挂鞭炮就这样报了销,以后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放,眼馋的不得了,好心的三哥见我可怜,把自己的鞭炮分给我一些。这个小插曲,成了以后的笑料,多年以来时常被父亲提起,往往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其实,痴爱鞭炮的人何止我一人。放鞭炮,热闹、喜庆、驱邪,早就成为中国年文化的重要元素,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,铭刻在中国人的脑海里、骨子里。记得邻村的一个家里很穷的小伙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人穷志不穷,卖了棒槌子(指玉米)也要买爆仗(指鞭炮)”。此话流传周边好几个村庄,历时几十年而不衰。可见,鞭炮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。我的老父亲就非常喜好鞭炮,他老人家七八十岁时还放鞭炮,而且他老人家喜欢用手拿着鞭炮,点燃后再扔出去,有时来不及扔,鞭炮就响了,把父亲的手熏的漆黑,炸的生疼,但父亲乐此不疲。
改革开放后,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家会成箱的购买鞭炮,用放鞭炮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爱,对党的富民政策的感激,更高目标的豪迈追求!放鞭炮多的人家会成为人们街谈巷议、茶前饭后的主要话题。我的老父亲常说,看看谁家放了多少鞭炮,就大差不离的知道这家挣了多少钱。
现在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、感受不到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鞭炮的痴迷程度。